于沛：变动中的20世纪外国史学

20世纪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并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并在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放眼当今国际史坛，各种史学思潮和方法涌现，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例如，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中的建构、解构、重构；微观史学、宏大叙事和全球史；历史的认识论、方法论，及以史学理论范式为中心的范型论；解释模式和历史语境；历法时间与历史时间；文化史、新文化史、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等层出不穷，而这些似都可从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中找到渊源。

　　英国史家G.P.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堪称世界史学名著。他在书中首先叙述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史学发展，最后6章则论述了“国际性”的史学成就，即“古代东方”“希腊和拜占庭”“蒙森和罗马史研究”“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天主教史学”“文明史”，并没有20世纪史学史必不可少的世界史、全球史。这不是G.P.古奇的疏漏，而是时代使然。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结果”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才出现。

　　20世纪是世界历史巨变的世纪。有研究者认为，这100年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总和。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首要的便是突破了19世纪以国别史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历史的框架，出现了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并在其框架内出现了具有20世纪鲜明时代特征的断代史或专门史，如“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全球史学史”等。这样，人们今天在述及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状况时，才会在“世界的”或“全球的”视阈下展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恩格斯说，“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这不仅是科技革命、生产力革命，也是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为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史学也正是在此时，举起“史学革命”的旗帜走入了20世纪。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将其新著命名为《新史学》，意在公开挑战传统史学，强调史学不是停滞不前的学问，而需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求新求异求变。1929年1月中旬，法国著名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现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在新史学的浪潮中问世，以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力主打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辟了道路。在新史学的基础上，家庭史、儿童史、书籍史、阅读史、想象史等方面成果卓著，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如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与此同时，以过程叙述为主的史学，逐渐为注重理论阐释性的史学所代替。

　　在20世纪历史上，1900—1918年被称为“旧世界体系崩溃”的时代。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大战导致欧洲衰落，欧亚封建帝国瓦解，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仅暂时调整列强均势，并未平息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反而使资本主义世界酝酿着更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191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后，几近使资本主义遭灭顶之灾，此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展势头良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波兰、中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如英国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强调“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且在世界史坛的影响迅速扩大。如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所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挑选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以百计的民族独立国家诞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开始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关系到世界全局的重要的政治力量。1955年，巴勒克拉夫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撰写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最先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来，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一般认为，这是全球史观的滥觞。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他的观点与巴勒克拉夫一致，即“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他看来，殖民体系瓦解、数以百计的新兴国家的诞生，无疑是新世界到来的标识，新世界催生了新的《全球通史》。这部著作之所以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主要在于它的“全球性”。如阐述公元500年之前的古典文明时，没有遗漏中国和印度，也不是一笔带过；阐述中世纪文明时，儒家文明是独立一章，此外还有专门篇章研究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在对1500年以后世界的研究中，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全球统一性的开始、全球统一性的巩固。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作者强调的均为“全球性影响”。这在当时西方世界通史性著作中，是很少见的。

　　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历史，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再到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史，“民族国家”“世界”“全球”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更是二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的改写。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在西方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语境中，“世界”这一概念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有其特定的内容。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史，只是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北美的历史。这种偏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但彻底肃清其消极影响，则尚需时日。

　　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在其自身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自然要借鉴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切有益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我们长期的现实的任务。

　　（作者：于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